论莫言《爆炸》中的计划生育书写(4)
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描写一群狗和一堆男人追捕狐狸的场面,这个狐狸我认为是女性的化身。人口快速膨胀,人们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到处都是人,狐狸都没了藏身之地。狐狸的命运就像女性一样,任人宰割。当狐狸出现在主人公面前并鄙夷地瞄了他一眼时,主人公内心是既恐惧又慌张的,他觉得自己像做错事一样,但又不敢表露出来,这就是作者的巧妙安排。可以说在作者心目中是不认同主人公的这种做法的,所以才会出现狐狸鄙夷地瞄了他一眼这一幕。主人公在内心深处也同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当狐狸鄙夷地看他的时候,他震惊了,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并将其深藏在内心。作者借狐狸之眼巧妙地完成了对叙述者“我”的审视与嘲讽,显示了作者莫言内心真实的伦理困惑与精神反思。
穿插的广播和狐狸故事等,这些看似与作品没有关联的描写,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冷酷的基调。流产手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背后有辛苦劳作的妻子,有任劳任怨的父母。同样是作者莫言描写的高密乡,但已不再是《透明的红萝卜》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个荫庇场所。他表面上是写一个生命在这里被扼杀,背后却是与此维系着的活生生人性的淹没。
四、结语
莫言的小说总有一种时代的印记。“‘计划生育’就是印在《爆炸》中的时代标签,《爆炸》是对一个社会问题的‘自我’记录。”[6]39这个社会问题就是关于计生政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莫言的这部作品,仿佛让人看完了一生。从妻子肚子里的胎儿到小时候的“我”被订婚,到中年经历计划生育的“我”,再到年老的父母,让人看过之后对人生都没有了希望。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就被剥夺了话语权和决断权,没有自主权,丧失了自我。
莫言生于农村,当过农民,熟悉乡村的一草一木,了解一切生生死死,他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观念和素朴的文学关照便在乡村世界里自然地萌芽成长。于是,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观察和深切感受为莫言提供了在小说中用激情澎湃的笔触尽情书写和发挥想象的空间,小说《爆炸》便应运而生。[7]60作者试图用第一人称来阐述计划生育政策对“我”、父亲、母亲、妻子等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从而引发人们一系列的思考。有学者曾说,该作品“描写农村家庭关系及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和烦恼,通过在城市工作的“我”与其父其妻的矛盾、隔膜,展现文明与愚昧的纠结冲突。”[6]如今看来,作品反映的不仅仅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还流露出叙述者“我”内心的困扰和纠结,也蕴含了作者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王蒙在评价这部作品时曾说:“那时候我刚过50岁,我从未觉得自己老过,但看完莫言这篇小说后,我得承认我老了。”[7]这部作品显示出莫言惊人的艺术才华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口已高达10亿。并且自1986年起我国陆续进入生育旺期,平均每年有1100万到1300万妇女进入婚育年龄,由此推算,我国迎来了“人口爆炸”的时代。面对危局政府采取了权宜之策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生育观念,而且对未来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落实于个体身体,则体现出一种矛盾、纠结。一方面是上千年的传统观念,一方面是国家的政策命令。作为个体的人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实交织起来的观念大网中只能不停地挣扎、不住地发问。莫言的小说《爆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一、生育和节育的冲突(一)重男轻女的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从古代延续至今。《诗经·小雅·斯干》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1]男孩是璋玉,女孩是瓦片,男尊女卑观念凸显。司马光的《洓水家议》规定“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2]重男轻女俨然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观念。作品中的老父亲恪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一心想要儿媳妇为他们家延续香火。苦口婆心的劝导儿子不要带儿媳妇去做流产手术,认为只有孙子才算是传宗接代,孙女则不行,并且家族不能断后。即使受过现代教育的姑姑也难以摆脱这一思想的影响,可见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当“我”带着妻子去姑姑所在的公社卫生院做流产手术时,姑姑还劝“我”说:“生了吧,也许是个男孩呢!”[3]26当“我”回答道“我有一个女孩”时,姑姑再次强调女人的本事再大也不行。[3]26当时妻子只是怀孕了,并不知道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姑姑便不顾计生政策的规定,劝导“我”留下这个孩子。如果妻子这次生的还是女孩的话,岂不是还得继续生?这种情况在计生政策实行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司空见惯,人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主人公作为一个快三十的男人,受过高等教育,拿着国家薪酬,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所以坚决让妻子去做流产手术。(二)“我”的身份的困扰《爆炸》这部中篇小说在开篇就介绍到叙述者“我”是国家的干部,需要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所以在“我”有了一个女儿,并且领了独生子女证之后,是不能再要第二胎的,这也为后文埋下伏笔。即使老父亲甩了“我”两个耳光,“我”也没有妥协,虽然在“我”内心深处,“我”也期盼能有个儿子,可是出于身份的限制,“我”也没有办法。主人公劝导老父亲时,向他介绍了印度总理、英国首相、丹麦女王、田副县长等都是女人,企图向他证明男孩女孩都一样有用。可通过主人公之后的一句话——“这孩子坚决不能要,即便是要,也要等我干出点事业来”[3]17暴露了主人公想要男孩的潜在欲望。等到主人公干出点事业之后才考虑要第二胎,也就表明了主人公现在不要第二胎的原因是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他的事业。主人公为了自己能在事业上干出一番天地,不在意老父亲的打骂、不顾老母亲的指责、不听妻子的哀求,执意带着妻子去做流产手术。主人公是自私的,他只顾自己的事业和感受,同时他也很无奈,将强大的内心欲望隐忍于心。受身份限制的主人公其实是莫言的映射。莫言年轻时暗恋石匠的女儿,但被父母包办了婚姻。所以,一种青年的性苦闷一直深藏于心,导致他中年恨计生,内心深处一直也想要个男孩。可以说《爆炸》反映了莫言的生育隐痛。莫言写出了身在体制中的叙述者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不得不承载的悖论和纠结。二、计生政策下的人性表现(一)“我”的以身作则由于身份的限制,主人公“我”一边安抚老父亲愤怒的情绪,一边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处于两难之地,“我”必须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地对待堕胎的事。家人本想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后再告诉“我”,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公社生育计划委员会写信告知了“我”此事,“我”当然不可马虎。当即请假回家处理。主人公在处理事情中流露的理性多于感性,即便是感受到来自父亲的深情与爱意,也根本无法动摇他的决心。可在他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想要个男孩呢?当他这一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时,又让读者对他产生怜悯之心。主人公“我”是莫言《爆炸》这部小说中的矛盾纠结体。身份的限制与家人的哀求之间的矛盾,新旧观念的碰撞使这个人物极其复杂与纠结。(二)妇产科从业人员对政策的认识作为一名资深的妇产科医生,姑姑是一位送子观音,她接生了一千多个孩子。但是在计生政策的推行下,她又是一位催命判官。姑姑作为体制内人员也有私心,将国家政策抛之脑后,一心只想家族的传宗接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国情,人口过多会带来一系列的灾难,而这一点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是认识到了的。姑姑在讲述现在无法看到狐狸炼丹的原因时说道:“现如今人太多了,鼻子里眼里都是人,人多地面窄,人多心眼黑,山猫野兽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到哪里去炼丹。”[3]31因而国家为了协调人力物力资源的相对平衡,必须颁布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人口的过快膨胀。作品中的另一个妇产科从业人员安护士,虽然对她的语言描写比较少,主要以行为描写为主,但在她的只言片语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她对计生政策的无所谓的态度。作品最后在描写她听到主人公回答把孩子做掉时,“竟响亮地笑了起来”。这里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在被“我”看到她的笑之后,她又虚伪地将其隐藏,并劝说流产不算大事,因为她们每天都在给人做流产手术,并以羡慕的口吻劝说妻子嫁给“我”有福气。在安护士眼中,流产手术以及死人都是些云淡风轻的事,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却是致命的痛苦。但同时安护士也是矛盾的,因为她表面支持国家工作,但她也知道佐罗是个好小伙,安娜是个好姑娘,应该让他们幸福才对。在《爆炸》书中,妇产科专家写道:“世界上有识之士对迅速增长的人口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人口增长迅猛已使地球体系严重不稳定,人类正奔向“聚爆”的摧残性结局。”[3]52针对这一社会现状,国家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妇产科专家写道:实行人工流产,是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有力措施。要消除广大妇女对人工流产的恐怖心理,又要认识到人工流产不是小手术,施术者和受术者都不能掉以轻心。”[3]52可见流产手术也有风险,并不像安护士说的那么云淡风轻。安护士不像姑姑那样和主人公有血缘关系,所以在决定家族传宗接代的大事上当然不会像姑姑那样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她能很理智和客观地对待计生政策,原因也很明显。(三)计划生育对女性命运的摧残女性虽然有生育能力,但无法掌握生育权,也就是说女性生不生孩子不是自己能做决定的,那女性就成了生育工具,一切都掌控在男性手中。在中国封建思想中一直有着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以及母凭子贵的说法,所以女孩自出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作品中主人公的妻子小时候就被父母定了亲,一辈子无法感受到真正的爱情,她一直等待着结婚对象,等了快二十年,最后还是被硬拽去跟丈夫登记。妻子虽然猜测丈夫在外面有情人,但也不敢做任何反抗和维权,只是一味地忍让与等待。当丈夫为了自己的事业,丝毫不怜惜她,执意要打掉孩子时,她呆住了。她的内心是崩溃的,她的人生更是可悲的,明明是自己怀了一个小生命,可决定权却不在自己手中,这是女性的悲哀,可丈夫最后还是用虚假的温情感动了她。主人公的妻子原本以为自己和李二嫂一样可怜没人疼爱,当丈夫用虚假的面孔将其迷惑时,她以为丈夫还是爱她的,便选择了妥协。这是一种无奈,一种可悲,又有谁能体会她的复杂心情呢?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体会到她的酸楚。主人公的妻子在生第一胎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陪伴,丈夫还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才来探望,这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的心酸。作品通过对那个产妇分娩时的描写,就能让人感觉出来生孩子是多么痛苦、多么需要人关心的事,可主人公的妻子却一个人承担了这些,让人多么心疼。主人公有钱在外面陪情人游玩,却没钱给坐月子的妻子买补品。主人公作为国家干部,一个月有五六十的收入,家中本不至于太寒酸,可他要是拿去给情人消遣,那家中还能剩下什么呢?玉兰坐月子期间就因老丈人批评了丈夫几句,丈夫就想撵她走,女性是多么可悲,婚姻不能自主,在家没有地位,生育不能由己,任人摆布。玉兰在卫生站还目睹了丈夫与小护士的调情。自己马上就要做流产手术了,丈夫却丝毫不关心她内心的恐惧,还跟小护士眉来眼去,而她也不能当面挑破,要顾全丈夫的面子,丈夫都如此过分自己却只能忍气吞声。同样是人,女性怎么就比男人矮几分,这是社会的不公,更是女性的悲哀。在被推进手术室时,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了所有的人,她对着丈夫说道“我可是为了你才走这一步,你别忘了”[3]50。这句话既有对丈夫的警告也有对丈夫的期待,警告他亏欠自己,期待他以后能好好对待自己。同样悲哀的还有卫生院的那名产妇,作品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她生孩子的艰难过程。她在分娩期间几度陷入昏迷状态,可她生完孩子后的第一句话问的却是“是个雏儿吗?”[3]38她对孩子性别的关心高于一切,可见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为是男孩,所以连哭声在人们听来都像是在歌唱而不是蛙鸣,这种所谓的感觉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妇的家人都沉浸在孩子出生的欢乐中,却没有人真正关心产妇的状态,多么可悲!产妇生孩子时基本上相当于在鬼门关走了一回,生完孩子之后身体也基本虚脱,但内心深处深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所以问了一个看似无心却是有意的问题。三、隐喻的“叙事手法”(一)“爆炸”的隐喻性“面对复杂莫辩的人类心灵世界,语言本身的客观指向总是显得力不从心,‘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几乎是古往今来一切作家的苦恼。”[4]作者巧妙地运用题目来表达三种不同的意思。莫言为这部中篇小说取名为《爆炸》,“爆炸”在这部作品中具有隐喻性。隐喻从修辞学的角度理解为暗喻,即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题目第一层指飞机的爆炸,作品开篇介绍了在空中训练的飞机,结尾又描述了飞机的坠落,这里的坠落就呼应了题目的“爆炸”。第二层指人口的爆炸,第三层是新旧道德观念的矛盾爆炸。这部小说线索很明朗,就一条主线,写“我”在得知妻子怀孕后,回家带妻子去做流产手术的故事。从中引发出为什么要做流产手术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呢?又回到题目揭露的问题上了,这是源于人口的大爆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有了繁衍后代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较好条件。“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到1953年的14‰ ,而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6-37‰ ,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由1840—1949年间的2.6‰ 猛增到1949年的16‰ ,到1953年,已达23‰。”[5]人口的激增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地显露出来,所以中国政府把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这是针对我国国情的适当选择。最后是新旧道德观念的爆炸。父亲、妻子、母亲、姑姑作为旧道德观念的代表人物,深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主人公“我”和安护士都是新道德观念的代表,主张男女平等。在文中,“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已经有十亿人,要是每对夫妇都生两个的话,整个社会就会承受不起,并以此劝导家人,这两种相反的观念造成了“我”与家人的正面冲突。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碰撞后爆炸。全文直接提到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给主人公写信,第二次是姑姑说计划生育用的药是免费的,第三次是《妇产科教程》中提到实行人工流产是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有力措施。虽然全文就这三处直接提到计划生育,但是这部小说的导火索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主人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妻子为了要男孩,便偷偷瞒着主人公怀孕这件事,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主人公又是国家干部,便不得不强制带妻子去做流产手术。这一切虽起因于计划生育政策,但若深思,又不难发现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人口的过快膨胀。(二)不相干的“隐喻性”《爆炸》这部作品线索十分清晰,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但作者怎么可以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多字?主要是作者善于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若干事物联系在一起,熔成一炉,烩为一锅,揉成一团。作品开篇在介绍父亲打我时,插叙了飞机在空中训练的情景。飞机这种老百姓不常见的交通工具,此刻在主人公眼中似乎很平淡,因为在主人公心中有比看飞机表演更重要的事情。飞机毕竟跟主人公的生活并无太多联系,只有打掉妻子肚子中的胎儿才是他的任务。结尾妻子如主人公所愿打掉了孩子,这时又描写了飞机的坠落,也预示着胎儿的坠落,这两件事互相照映。作品在描写主人公带妻子去做流产手术的途中插播了一段广播,“郎咸芬在这两句唱腔里,充分发挥着传统吕剧委婉凄切的风格,又吸收了河北梆子的高亢和黄梅戏的甜润,完美地表现了青年寡妇李二嫂孤单寂寞痛苦不堪的心情,使人能从她对苦难生活的控诉中,联想到她对男欢女爱的幸福生活的向往。”[3]17这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一个悲情的基调。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描写一群狗和一堆男人追捕狐狸的场面,这个狐狸我认为是女性的化身。人口快速膨胀,人们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到处都是人,狐狸都没了藏身之地。狐狸的命运就像女性一样,任人宰割。当狐狸出现在主人公面前并鄙夷地瞄了他一眼时,主人公内心是既恐惧又慌张的,他觉得自己像做错事一样,但又不敢表露出来,这就是作者的巧妙安排。可以说在作者心目中是不认同主人公的这种做法的,所以才会出现狐狸鄙夷地瞄了他一眼这一幕。主人公在内心深处也同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当狐狸鄙夷地看他的时候,他震惊了,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并将其深藏在内心。作者借狐狸之眼巧妙地完成了对叙述者“我”的审视与嘲讽,显示了作者莫言内心真实的伦理困惑与精神反思。穿插的广播和狐狸故事等,这些看似与作品没有关联的描写,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冷酷的基调。流产手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背后有辛苦劳作的妻子,有任劳任怨的父母。同样是作者莫言描写的高密乡,但已不再是《透明的红萝卜》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个荫庇场所。他表面上是写一个生命在这里被扼杀,背后却是与此维系着的活生生人性的淹没。四、结语莫言的小说总有一种时代的印记。“‘计划生育’就是印在《爆炸》中的时代标签,《爆炸》是对一个社会问题的‘自我’记录。”[6]39这个社会问题就是关于计生政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莫言的这部作品,仿佛让人看完了一生。从妻子肚子里的胎儿到小时候的“我”被订婚,到中年经历计划生育的“我”,再到年老的父母,让人看过之后对人生都没有了希望。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就被剥夺了话语权和决断权,没有自主权,丧失了自我。莫言生于农村,当过农民,熟悉乡村的一草一木,了解一切生生死死,他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观念和素朴的文学关照便在乡村世界里自然地萌芽成长。于是,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观察和深切感受为莫言提供了在小说中用激情澎湃的笔触尽情书写和发挥想象的空间,小说《爆炸》便应运而生。[7]60作者试图用第一人称来阐述计划生育政策对“我”、父亲、母亲、妻子等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从而引发人们一系列的思考。有学者曾说,该作品“描写农村家庭关系及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和烦恼,通过在城市工作的“我”与其父其妻的矛盾、隔膜,展现文明与愚昧的纠结冲突。”[6]如今看来,作品反映的不仅仅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还流露出叙述者“我”内心的困扰和纠结,也蕴含了作者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王蒙在评价这部作品时曾说:“那时候我刚过50岁,我从未觉得自己老过,但看完莫言这篇小说后,我得承认我老了。”[7]这部作品显示出莫言惊人的艺术才华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参考文献:[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闵家胤.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与社会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莫言.爆炸(第 2 版)[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8.[4]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浙江大学,2003.[5]夏世龙.救赎在路上——从《爆炸》到《蛙》[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2):40.[6]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65.[7]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在澳门大学的演讲[N].中国文化报,2012.
文章来源:《爆炸与冲击》 网址: http://www.bzycjzz.cn/qikandaodu/2020/1214/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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